煤价调控来了？
协商的形式非常广泛，包括说服教育、民主恳谈、沟通协调、公开听证、多边对话等。
接着，本文将梳理2015年修法前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存在的两难境地。对这两个方面的回溯，都有助于对修法后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的性质作出更精准的定位。
以上还是既有研究揭露或折射出来的问题，至于审查备案过程中是否存在政府寻租、是否存在专家被企业俘获等在其他类似行政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就不得而知了。但在《食品卫生条例》中对此未予体现。笔者在调研中获悉，之所以保留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备案制度，还有一层考虑，即及时了解企业标准动态，从而为制定或修改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收集信息。在企业标准中，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不明确、食品原料不正确使用、原料标准引用不全、食品添加剂使用不符合规定、配方不清楚等，都是常见的突出问题{7}155-156。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是专业性、技术性非常强的规范，其编制必须由有关方面的专家予以知识和技术支撑。
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公共部门提供的标准都有缺失的可能性，法律承认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食品产品标准中列入卫生指标，即可窥见一斑。但是，《食品安全法》（2009）并未对如何备案、备案机关责任何在、两类企业标准的备案有何不同等问题提供清晰无疑的规则。例如在当代德国法上就只能依靠单行法或一般法理对不同的公私合作形式采取不同的公法或私法的法律适用程序。
从今天来看，公民参与行政最基本的正当性就在于它是人实现自我解放的需要，而其风险根源就来自于社会和国家对人本质的异化。二、风险根源：公民参与行政的两重逻辑 （一）公民参与行政的市民社会逻辑 与传统公权力行政不同，公民不是以承担公共任务为天职的公务人员，并非注定以追求公共利益为己任，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也无法避免对私欲的关注和追求，也就必然带有市民社会中的伦理非充分性，必须要对市民的伦理本质进行改造才能使其成为可以肩负公共利益追求的公民。例如公民在承担行政任务的过程中，由于专业技能、职业态度和法律素养等等原因在主观或客观上滥用法律授予的权力。每一个参与者只有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争取自己的诉求，才能让参与建立在理性考量的基础上，才不会成为少数人话语操纵的平台。
这种逻辑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体现为行政权的干预性、意志性和强制性。它既要防止行政机关蜕变为上层分利同盟或无效率的官僚机器，也要防止参与过程变成公民逐利的舞台，消解了公共性。
[10]马克思•舍勒：《资本主义的未来》，曹卫东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0页及以下。参与者是为了追求共同善，在此基础上表达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无论是利害关系人参与还是公共领域的参与，乃至公私合作，都不可能是全民参与，最终都必须处理一个选择谁来参与的问题，也就是代表性的问题。因此，美国行政法学者Paul Verkuil指出，包括民营化在内的参与式行政都不同于去规制(deregulation)：后者认为政府干预是无效或低效率的，前者则接受政府活动对于市场和社会的干预，只不过认为借助公民的手段来干预更加有效。
进入专题： 参与行政 法律规制 。表现为两个方面：将本质上不适合借助公民个体力量来完成的行政任务也交给公民。以黑格尔的问题意识来看，这种共同的善超越了个体狭隘的利益诉求，实现了个体自由对普遍伦理的参与，不再是一种具体的自由，而是普遍的自由，是具体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结合。[22] 挽救人的异化需要实现人的解放。
必须保证每一个参与者有充足的资源。[12]也就是说，公民参与行政的逻辑前提必须是行政手段仍然存在。
[33] 公民还可以接受行政机关的委托或命令而协助行政机关参加行政活动，但此时公民并不具备独立的行政主体地位，也不能独立开展行政职权。确保公众了解信息的渠道多元，实现远程化获取信息的基本条件。
德国、英国、澳大利亚等也各自发展出专门针对地方公民重大利益进行各种协商的计划小组或公民陪审团。这种机制建立在更广泛和更实质的公民参与和交流之上。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没有建立起法律框架来约束政府干预行为本身，则这种强烈的干预意志有可能会伤害参与其中的公民的合法权益，让他的参与行为变为一场灾难，最为典型的就是政府对参与者信赖利益的破坏，让合作共同追求公共利益变为让参与者承担全部的风险和不利后果，我们国家在实践中就引发了大量的行政诉讼。行政陪审团在美国主要运用于替代通知—评议程序的非正式规则制定程序。首先，缺乏法典化的规定，导致公私合作的法律依据模糊，缺乏体系化的规范。（1）越权 这里的越权是指将本质上并不适合公民个体来完成的行政任务交给个体来完成，结果在市民社会的逐利逻辑扩张之下导致对重大、核心利益的侵犯。
而如今，除了依然要加强行政机关的责任机制建设之外，是否需要对此种新的公私合作形态赋予责任机制则成了国外学者们探讨的热点。公共领域是对传统市民社会与国家二元界分的超越，它追求经过审慎与理性的考量，而产生命运共同体的实质的善。
只有将自己的目的建立在一个普遍的范围内，超越私人的目的和利益，才能够充分实现个体的自由。（2）快速、迅捷和成本低廉。
[34]前者是公民作为非公务人员辅助行政机关完成某项具体活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工具，例如德国法上规定的警察协助人，在事故、紧急情况下协助警察处理事务，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也规定了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乘车人、过往车辆驾驶人、过往行人应当予以协助。第三，这种例外和暂时的正当性必须结合任务数量(数量标准)和公民行使的实质理由(质量标准)。
由此观之，中国的实践还必须进一步细化相关法律，尤其是要建立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理由实质陈述平台，应该提炼出理性商谈的更具体规则。这类活动在教义学上又可细分为从属性的行政辅助和独立性的行政辅助。与建立在《信息公开条例》基础上的一般性信息公开不同，参与行政中的透明度原则有更高的要求，也有更具体的内容。参与必须实质化，不走过场，充分参与，这里要控制的风险就是在参与的幌子下侵害公共利益，实质的参与条件必须被满足本身就是对通过参与追求公共利益的保障，也是理性协商能够得以充分开展的前提，这里又可建构几个具体的规则。
[44]如果政府担保责任不能实现或无法有效控制对公共利益的伤害，则这种参与行政将构成一种严重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也就是说，早在19世纪，学者就已经注意到行政机关可以通过法律的授权赋予公民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此处的特权在当时主要体现为公物特别使用权和公企业的特许经营权。
在中国，地方政府基于换届、行政领导人变动、政府决策偏好改变等各种原因，经常单方面解除、变更公私合作的协议，无法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对于合作收益也凭借强悍的行政权做不公平分配，侵犯公民的信赖保护利益，极大损害了参与行政的积极性与公共利益。强调现代强大的信息数字技术和制度建构结合在一起，实现公共政策与行政决定作出过程的全程参与。
由于公民具有了公共责任，因此在参与行政过程中其自身素质、能力、品行等传统私人信息必须要向公众开放，做到足够透明。参与公共责任性的降低必须通过设计基本的问责规则来提升。
公民参与行政是否要有界限?由于市民社会逐利逻辑的存在，如果不考虑任务的性质和公私之界限，就有可能导致侵犯重大公共或个体利益的道德风险。然而，由于其受到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双重固有逻辑的影响，在复杂的制度变迁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风险，给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都带来一定的损害。[36] 然而，以上标准仍然是相当模糊的，以监狱管理的民营化为例，在包括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引起了巨大争议，这种涉及人身监管的事项民营化是否属于一种越权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担心。因此基于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参与人就容易假公济私，蒙蔽公众，从而这种模式并不能确保所有需要周全考虑和救济的权利都在行政过程中得以维护。
行政问责的本质是一种公共任务承担者对相关部门就行政任务的承担进行实质理由陈述的论坛。[28] 2.第二阶段：以促进政府公共治理为目标的参与 20世纪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由于财政规模的限制以及行政任务的日益复杂，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行政任务交由私人资本或个体力量来完成，发展出公私合作的模式。
其还有一个重要的功效就是吸引更多的人关注、评论并通过自己的行动进一步影响相关行政决定，从而开启新的参与不断提升参与的公共性。这种理想逻辑的实现必须依靠法律规制的框架建立，确保个体与政府能够真正互相承认与配合，最终实现政府治理合法与良好的双重现代性目标，实现人的解放。
[7]参见Allen W.Wood,ed.,Hegel: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27. [8]Allen W.Wood,ed.,Hegel:Elements of the Philosophy of Right,p.220. [9]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190页。包括：参与行政的主体是否有比较完善的组织架构。